王大虎: 雾霾治理:一个新思路

2018年4月15日

王大虎

我第一次在大学开设环境政策的课程是在1975年,当时这是个很边缘的话题,而现在,环境保护早已经成为了中心话题,无论我走到何处,都能听到有关环境议题的讨论,我觉得中国也会是这样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,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污染的法律,例如1970年出台的清洁空气法案,1972年的净水法案,70年代末期的危险废物条例等等。

在那个期间污染总量大幅下降,但经济增长并未停止。有人说这是因为大量的制造业离开了美国,实际上这也不对,因为制造业也并不是污染的主要来源,火电厂和机X一直都是更大的污染源。

在中国问题也是一样的,污染的一部分来自于工厂,但更多的是来自于火电厂,它也许是最大的污染源。

王大虎

财新记者: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能源结构问题?煤炭在中国仍是最大的能源来源,并且也是主要的污染来源,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否是中国的未来?

科恩:美国已经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了,但中国正在以全世界仅有的速度建设新的燃煤电厂。我们需要找到能够代替煤电的能源,但即使是煤电,也可以应用减少污染的技术,现在有各种脱硫脱硝的装置。

这些装置本身也是巨大的商机,但同时也会相应增加电厂的成本,但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来看,这个花费还是值得的。

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,尤其是太阳能。我认为太阳能还需要有一些关键的、决定性的科技突破,太阳能电池还需要变得更小、更便宜,装太阳能屋顶应该更加简便,不再需要几万美元的高昂费用。我们离那一步还有些距离。此外,我们现有的能源系统也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挑战。

财新记者:您对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景是否乐观?

科恩:环境保护是全民都会拥护的议题。每个人都需要吃饭,在清洁的环境中生活,这比什么都更重要。

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,我对中国的潜力非常乐观。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以全世界仅有的速度制造出来的,我也希望能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解决。也许X后,我们需要来中国学习经验。

在哥伦比亚大学,来自中国的学生越来越多,我所指导的硕士生中,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来到哥大进行环境研究,他们都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回去服务中国,都是非常有理想、非常聪明且努力的年轻人。

事实上,这些年轻人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。

 

 

 

在中国的环境发展史上,2013年12月8日注定要留下一笔。这是一个创造空气污染纪录的日子:全国20个省份,104个城市均中“霾伏”,达到重度污染,监测显示上海曾达到了602微克/立方米,共有13个省市创下了“历史纪录”。

一场史无前例的雾霾覆盖了以华北、华东、四川盆地为主的一半国土,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环境危机状态。这也就是被广泛热议的“十面霾伏”。据《新民周刊》2013年48期报道,持续的雾霾重度污染给民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影响,长三角医疗机构的内科、呼吸科门诊患者普遍出现增长。上海市儿童医院,12月2日至5日的日均门急诊量达到5070人次,甚至超过今年暑期高峰的日均门急诊量,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.9%。

在污染的十个来源中,按污染的重要性和贡献率排序,燃煤发电位于前列,其他九个分别是热力取暖、汽车尾气、工业废气排放、建筑扬尘、街道累积、海港轮船、秸秆焚烧、餐饮油烟、公路扬尘。

中国目前煤炭消费量占世界一半,其排放在大气污染排放物中排在第一位。2000年~2011年,京津冀鲁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三区的煤炭消费量由5.05亿吨增加到14.4亿吨,增长了近200%,占全国同期煤发电量的55%,火电发电量增长了301%。与此同时,煤的质量却急剧下降,一些高硫分、含砷、汞、铅高的煤进入了工业发电。燃煤还排放了雾霾中的主要毒素:汞、铅、砷化物、苯并芘。

北京大学潘小川教授等的课题项目,发现了北京冬季雾霾中砷化物超标。另外,有报告指出,冬季我国北方的天津、沈阳、鞍山等多个城市出现强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的现象。

 

 

没有评论

评论已关闭。